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的独特地位，深刻阐释了中华法系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制度成就。

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一切人权的前提。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从秦以后我们实行的都是单一制，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实行单一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就是确立了人民的主体观。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权和反腐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腐败是对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2020年，党中央决定设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有力推动平安中国建设向纵深发展。

比如排在社会权第一位的生存权，我们30年前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向全世界宣告，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首要的人权，但是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作出规定，反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里有所体现。我建议一定要把这个表述加到里边去，现在这个内容已经写入纲要了。对此，习近平指出：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像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来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会演进模式，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经过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内生演化，逐步实现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

四、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设计了新坐标 民主、人权、法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性元素。同时，习近平也对完善国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共商，是指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形成一致行动，共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在发展什么样的人权问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当代中国人权观，确立了人权发展新理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领导人民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诸如，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被催眠，政党互相倾轧、政治极化严重，权力部门斗法、政治僵局频现等。

这就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依靠谁的问题上，那些持有精英主义立场的法学家往往从法律职业群体那里寻找答案。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14]所谓国际关系法治化，是指在国际关系中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明辨是非、定分止争，摒弃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的丛林法则。这一重要思想提出后，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强烈共鸣，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彰显出强大国际影响力。能否对现代化目标作出科学规划和精准预设，事关法治现代化全部工作的成败。[2](P72)关于人权和法治的关系，习近平强调：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健全人权法治保障机制，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把发展民主、保障人权、实行法治作为不懈追求，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人权、法治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指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和共同决定国际事务的权利。

第五，深刻回答了怎么完善国家制度的问题。[2](P110-111)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

凡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都要在制度文明上作出重要贡献。[2](P111)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2](P229)法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把握原则、坚守底线，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当代中国人权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2](P265)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显著优势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四大优势。没有科学的理论引领，法治现代化实践就不可能富有成效地顺利推进。

⑥关于人权观的详细论述，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人民日报》2022年2月27日，第1版。当代中国之治建立在中国之制基础上。

②古代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2](P265)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习近平指出：古人说：‘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自主探索法治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坚决反对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和做法。

第六，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朝着何种目标前进的问题。④近30年来，世界法律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法、东南亚法、南亚法、拉美法等法律体系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以欧美法为中心的世界法律地图必须修正。第二，明确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P27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例如，习近平创造性地把古代情理法传统转化为新时代执法司法要求，提出执法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2](P260)司法既要解开法结，更要解开心结。[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习近平强调：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P106)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重要问题，构建起了法治现代化的领导理论。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领导人民经过百年的艰辛探索，谱写了一幅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法治中国建设画卷，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需要坚持好、巩固好，也需要完善好、发展好。

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和西方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制度基础不同，前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后者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

[2](P166)其中，良法是符合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标准的法律规范，即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意志、解决实际问题、语义清晰确定、不矛盾不冲突、可操作可遵守的法律规范。早在20多年前，美国比较法学家马太就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取得成功，因而中国法研究在比较法学科上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10] 习近平法治思想十分注重对中华法系优秀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构建21世纪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